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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10月8日 22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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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照片 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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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，朱維毅（右）在羅迪家中採訪。
大陸新聞中心／綜合報導
『只有敢於直面歷史、正視自我的民族，才是一個擁有尊嚴、值得尊重的民族。』在尋訪和收集了數十位德國二戰老兵的反思、懺悔後，留德學者朱維毅博士發出如是感慨。當有些人還在竭力迴避歷史、粉飾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，德國政府和老兵們的深沉反思，尤顯意義悠遠。
據人民網報導，1988年，朱維毅赴德留學。第一次來到柏林，讓朱維毅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施普雷河兩岸的風光，而是市中心的一座殘破教堂。『教堂的鐘樓只剩底下一半。當地人告訴我，這座老教堂在二戰中受到了多次轟炸與炮擊。戰後，政府尊重市民的意願，對殘骸進行加固、保護，警示後人。』
在柏林攻讀博士的日子裡，朱維毅感到，戰爭的記憶並不遙遠，相反，它時時刻刻存在於生活中。『我在我的房東和幾戶鄰居家裡都曾經看到他們年輕時著軍裝的照片。房東告訴我，我現在能見到的德國老頭幾乎全是當年的軍人。』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當年究竟經歷過什麼？他們內心如何看待那場戰爭？朱維毅非常好奇。因此，只要一有機會和他們聊天，他總會想辦法從他們口中『掏出』一些對戰爭的感受。接觸的老人越多，朱維毅受到的震撼也越多。從2000年開始，他決心系統地尋訪這批二戰老兵，把他們的回憶和感受記錄下來。
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，叫『零點』。就是說，從這個時間點起，總結教訓，重新開始一天，在德國讀書的朱維毅的兒子聽了一場題為《教育和戰爭》的報告。報告結束後，他找到主講人、二戰老兵羅迪：『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談一次？他正在尋找像您這樣的老兵。』就這樣，朱維毅認識了羅迪。
1941年，20歲的羅迪和三個哥哥先後踏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。他被編入『大德意志』裝甲步兵師，那是當時德國裝備最好、專門用來打硬仗的精銳師。四年後，當他回到柏林時，一隻眼睛丟在了高加索戰場，另一隻眼睛重傷後看不清東西，右肺也只剩下三分之一。母親告訴他，兄弟四人，只有他一人回來了。『那塊打瞎我右眼的彈片至今沒有取出來，它常常會自己移動，現在，它在我的這個部位。』羅迪指了指自己的右腮說，『對戰爭的殘酷記憶，一直都在我身體裡。』
朱維毅從羅迪那裡第一次聽到了一個詞——『零點』。『我們經歷過戰爭的這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，叫「零點」。就是說，從這個時間點起，總結教訓，重新開始。但這種總結並不輕鬆，因為我們的教訓太沉重了。』羅迪說。每個人心中的『零點』都不相同。羅迪的『零點』是1945年4月被關進戰俘營的時候：『我意識到自己曾經狂熱追逐的戰爭結束了，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。』但令他的內心真正開始反省的，是那個在荷蘭度過的夜晚。
羅迪告訴朱維毅，戰爭結束後他有一次去荷蘭，一場瓢潑大雨讓他的摩托車熄了火。正當他在雨中摸黑修理摩托車時，一位當地人請他到自己家中避雨。在與主人聊天時，他意外地發現，眼前這位幫助他的人是個猶太人。二戰時，這個猶太人的全家都被關進了集中營，只有他一人活著出來了。『我帶有幾分歉意地問他，你為什麼願意幫助我這個德國老兵。他冷靜地說，難道我們在經歷了這場戰爭後，還學不會和睦相處嗎？』說到這裡，羅迪摘下眼鏡，默默地擦拭眼角的淚水。
必須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罪惡的戰爭，這樣才能讓他們不再遭遇我們經歷過的命運
當朱維毅見到奧克爾時，眼前的這位白髮老人是一位已經退休的聲樂教授，他說話的聲音特別洪亮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二戰期間他曾是德軍的一名中尉。『1944年，我在蘇德戰場的一場戰鬥中被擊中了肺部，就此從戰場上被抬了下來。』『這一槍是戰爭留給你最深的傷害？』朱維毅問。『不，最深的傷在心裡。』奧克爾說：『1944年6月，一枚炮彈落在我的陣地上，我立即下令所有人後撤，但我身旁的傳令兵受了重傷，他的大腿動脈不斷地冒著鮮血，人已動彈不得。情況很危急，在不設防的陣地上，只剩下我和傳令兵，眼看著對方馬上要衝上來，我把手伸向了手槍套。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手在顫抖，但作為他的連長，我能為他做的只能是幫他縮短死亡的過程，然後盡快埋葬他。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我用手槍指向他時，他注視我的眼神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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