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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晏山農
魏德聖果真魔魅無窮，由他監製、馬志翔導演的電影《KANO》，還未上映前立即招致某色彩鮮明的報紙，以密集但粗糙的手法將它烙上「皇民」印記。另外，也有原住民忙不更迭地疾呼：「關注嘉農，為何忽略更早成軍的花蓮『能高團』呢？」
《KANO》可謂未演先轟動。二月二十二日午後，劇組人員和各方人士於嘉義市街頭的遊行造勢，吸引了數萬民眾共襄盛舉，除了顯示眾人對電影的厚望，喚醒嘉義乃至整個台灣遭湮滅的一頁生活史，意義更重大。
從殖民產物變成國球
片子正式上映前，包場、預約熱絡的程度都大大超乎預期，片子熱賣可以想見。若能因而讓絕大多數台灣人得知「台灣棒球並非源於紅葉少棒，而是更久遠的日治年間」，這樣的記憶銜接和意義串連就更有價值。如同《大稻埕》是否符於史實，引發各方強烈的攻防。或許《KANO》正式上線後也會面臨同樣嚴苛的品管檢驗。諸如：魏德聖剛完成沉甸至極的《賽德克‧巴萊》，緊接著就在《KANO》展示內台融合的三民族（日漢原）嘉農精神，這樣的轉折從何而來？棒球做為一種殖民產物，台灣人從排拒到迎納，終而成為重要的集體記憶成分，這過程又該如何敘說？
前者，外人不能代魏導回答；至於後者，就是我們何以必須爬梳台灣棒球史的緣由，而藉以爬梳的重要工具，大概少不了謝仕淵所寫的《國球誕生前記──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》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，二○一二）。
實際上多數人對日治棒球史依舊陌生的緊，因此《KANO》的推出對歷史常識的推廣或會如滾雪球般，觸及了棒球與台灣人的偶然與必然。具體講，謝仕淵該書提供的思路架構，巧合的就和台灣人的反抗之路同步。
台灣新一代的知識菁英在一九二○年代以後採行的非武裝反抗運動，就和台灣人從排拒棒球、陌生初嘗，直到一九三一年嘉農揚威甲子園的那一刻，皆是以「現代性」的啟蒙、理性為主軸。
日人藉嘉農打造三民族合體
對日本統治者而言，棒球運動講究競爭與遵守規則，是種複雜的「身體技藝」，而看似競爭激烈的運動，卻在對抗中進行磨合，進而有助「同調集團」的構成，甚至認同殖民帝國的價值。因而，棒球具有內台親善與融合的功能，嘉農的「三民族」團結，確保了勝利戰果必須共享，而非單屬某一族群。
對被統治的台灣人來說，棒球是殖民者帶進來的舶來品，所以早期的棒球隊是日本人專屬，又由於棒球帶有危險性，因此該項運動幾乎與台灣人絕緣。直到一九二○年代，純由花蓮阿美族原住民組成的「能高團」在島內打出了名號，因而一九二五年前往日本進行交流戰，技驚全日本。
日本球探競相來台挖角，這或也是促成近藤兵太郎執掌嘉農兵符後，悉心打造嘉農三民族合體之因。
不過，標榜內台親善是日人的意圖，台灣本地漢人是否理解、認同？以及嘉農幾次出征甲子園後，更廣袤的台灣人意識是否植根於原漢民族之間？謝仕淵以及其他的棒球史探索者並未給予答案，所以棒球的榛莽荊棘地猶可能蘊藏意豐富的驚喜。
長期以來，關於日治台灣，馴化／反抗猶如靜脈與動脈的對應關係。真實的歷史是挹注到日常生活娛樂運動的微血管裡潺潺而流，其間的攻防、矛盾，較之政治反抗運動還要繁複、刻骨銘心。此所以文化協會、民眾黨不存於多數人腦海，但嘉農遠征甲子園的故事似伏流，一旦人們打通決口，那麼新舊集體記憶夾雜酸甜苦辣鹹，會讓此刻的台灣人整個甦醒過來。
日治棒球是充分貫徹了殖民者意志，透過行政體系和經費的分配，是決定棒球興衰的重要因素。嘉農三民族合體無疑是殖民者得意的樣板；但對於代表民間的台灣人社群來說，由單純的身強體健，到休閒娛樂的常態化，由一己球技的日趨精湛，到團隊互助、出人頭地，凡此「現代性」的企求捎來了信心與想望。
嘉農確立台版「想像共同體」
當然，日本殖民者投注於棒球運動的心血，即使台灣脫離日治早已逾一甲子，卻因建制、訓練、思想依舊受制於殖民母國，迄今台灣棒球隊遭逢日本隊，就有意想得到的陰翳黑影籠罩天空。
另一方面，由於嘉農的成功，確立台版「想像共同體」的搭建。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，加上「花謝落土又再回」的不服輸精神，這既是嘉農魂，更是台灣精神的展現。
過往歲月，我曾以國家／民間社會的頡頏來定義日治以來的台灣棒球命運；如今觀之，這既是永恆回歸的宿命，介於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微血管布陣，更在在告誡我們必須從中汲取更淬鍊的思想成分，而非以混搭文化虛晃一招。否則曾有的棒球榮光，終屬南柯一夢罷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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